2025年3月，上海，孔灵家的饭桌上遗留着腐烂食物，纸箱里的书被老鼠啃烂了。胡一文 摄
撕掉封条，屋里一片灰暗，墙面像泼了墨一样，污垢四溅，到处是厚厚的灰尘。一袋食物腐烂在饭桌上，一身夏天的睡衣潦草地铺在床上。打开衣柜，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
2025年3月13日，207室正在进行一场遗物清理。若干张写着银行密码的纸条引起了现场公证员李辰阳的注意。他猜想，这是屋主人生前对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儿的训练。
207室原本住着一家三口，八十高龄的父母先后过世，独留今年55岁的女儿孔灵（化名）无人照看，被送往精神卫生中心住院。
“普通老百姓认为有钱就好办事儿，有钱就能改善生活。但是错，没有人帮她用这个钱。”李辰阳感到遗憾，孔灵父母尽管为女儿留下一笔遗产，但生前没有为女儿选定监护人。如今，没有人能全然知晓和遵循他们的意愿，替孔灵管理和使用这笔遗产；也无法完全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关照孔灵往后的人生。
当人们以为孔灵只能在精神卫生中心度过一生时，转机出现了。
紧闭的家门
207室窝在上海市普陀区一座居民大院26号楼的角落，大门紧闭，借着微弱的光线，可以看到门把上贴着公证处的封条。因为许久没有人生活，房屋外墙的空调外机上爬满了青苔。
在这栋楼的居民眼中，207室无疑是最特殊的邻居。遗物清理当天，一位老人从她住的三楼扫到二楼，接着拖地，喷消毒水，洒花露水。她不避讳地解释，觉得脏、晦气。
孔灵的父母，先后于2018年和2023年在207室过世。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一家此前过着怎样的生活。
似乎是在孔灵患上精神分裂症后，这家人就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207室常年关着门，少有人进入。“他们也不跟人家啰嗦。”26号楼楼组长金阿姨说，特别是孔灵父亲，从不和邻居打招呼。
这里的老住户都知道，孔灵父亲退休前是上海试剂厂的工程师，孔灵母亲是菜场的会计。关于孔灵患病的原因，所有人说法一致：孔灵父亲对女儿学习要求高，逼着女儿读书，女儿在高二出现幻听现象，18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辍学在家。
钟点工仲洪英相信这种说法。大约在2017年，仲洪英到孔灵家为其提供政府购买的重残无业护理服务，看到孔灵经常站在书柜前，嘴里蹦出一堆她听不懂的英文，还会时不时跺脚。孔灵母亲告诉仲洪英，“耳朵有个东西（声音）叫她读”——以前父亲让孔灵念完英语再去上学，孔灵患病后还保留着这一习惯，每天早上四五点就会起来念英文。
父亲施加的学习压力，与孔灵患精神疾病的关系，再没有更权威的证明。事实上，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没有研究定论，临床上较为主流的共识是该病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病程发展。其中，青春期发病的患者容易被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因身心还未成熟，其抑郁、躁狂等症状也更明显。
203室王阿姨和孔灵家离得近。她回忆，孔灵上高中时，他们一家刚搬到这里。那时，孔灵还没生病，皮肤雪白，很漂亮，声音“老嗲的”。孔灵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楼下已经传来她的声音，“爸爸妈妈，我回来啦”。
王阿姨印象中，孔灵患病后，这家人开始和亲戚减少来往。孔灵刚生病那阵，有亲戚拎着水果上门看望，孔灵父母不让亲戚进家门，只打开一条门缝说话，很快门完全关上了。
一家三口中，孔灵是相对活泼、与人接触最多的。现任居委会主任陈玉萍回忆，孔灵有时会跑到居委会打招呼，“我要上外太空去了，和你们说一下”。
“很有少女心。”陈玉萍感觉孔灵好像停留在17岁。
“文文雅雅的。”前居委会主任吴庆芳说，孔灵从来不打人骂人，比较文静，说话嗲溜溜的。就算病情发作，她也是唱歌、说英文。
生病后的孔灵仍和父亲关系更亲近，周围人常常看到孔灵搀着父亲去公园遛弯。2017年，父亲摔倒后卧床，也是孔灵在照顾。仲洪英说，孔灵会给父亲喂饭。然而，受精神状况影响，她难以照顾周到，给父亲擦身子用的是冷水。还有一次，仲洪英给孔景生翻身，发现屎尿都在身上。
孔灵的小姨父可惜这一家人。他告诉南方周末，孔灵父母在世时，他们每年都会来看望一两次。但孔灵父母不主动来往，他推测，孔灵父母因为孩子生病的事自卑，因此不太和亲戚邻居打交道，“越来越封闭”。
孔灵经常和父亲一起去公园遛弯。陈媛媛 摄
家中书柜保存着孔灵的初中试卷。陈媛媛 摄
父母在家中逝去
三十多年里，精神障碍女儿在这个自我封闭的小家庭中生活，受父母保护，没有工作，直到父母年迈、相继在家中死亡。
仲洪英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孔灵父亲去世的人。2018年4月4日，她上门做工，注意到孔灵父亲躺在床上没动，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提示性地问孔灵，父亲多久没吃饭了。孔灵回答一周了。仲洪英没敢多说话。
那天，金阿姨买完馄饨回家的路上，看到救护车往26号楼开。车上工作人员进入孔灵家，很快吓得跑出来，差点把金阿姨撞倒。
回家放好馄饨，金阿姨决定去207室看看。她发现孔灵父亲躺在床上，身体已经腐烂。
后来，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运走，金阿姨看到孔灵对着殡仪馆的车鞠了一个躬：“爸爸，侬一路走好。”
金阿姨还记得，当时孔灵的母亲说，丈夫在床上躺了十天，没吃饭。“伊困着了（他睡着了）么。”孔灵母亲这样说。
关于孔灵父亲遗体为何在家搁置多日，说法不一。孔灵的小姨父说，是因为孔灵不肯将父亲送走，所以遗体才搁了一周，不是十天。另外，孔灵母亲确实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丈夫去世——她近视度数很高，平时东西都要放在鼻子边才能勉强看清。两人虽在一张床上，但分被子睡，所以直到丈夫离世第三天，孔灵母亲才察觉。
孔灵母亲离世在五年之后。2023年11月23日，孔灵晨起到附近公园散步，回来敲门无人回应。这时，仲洪英正好过来给孔灵母亲送感冒药，她找锁匠开门，进门后发现孔灵母亲死在床上。
孔灵母亲的后事处理更加窘迫。陈玉萍说，为了让殡仪馆接走遗体，她在孔灵母亲去世当天联系孔灵的两个姨妈签字。大姨妈表示，自己已八十高龄，不便处理后事，随后挂断了电话。
小姨父赶来签了字，很快又被妻子叫走。因为没有亲属愿意办理火化手续，孔灵母亲的遗体在殡仪馆存放了一年多。对此，小姨父解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能力管这件事，希望社会来管。
2025年3月，孔灵家卧室，保留着一家人在时的样子。胡一文 摄
身后事与监护人
周围人都注意到，自从孔灵父亲去世，孔灵的精神状况逐渐变差。同时，他们也能感受到孔灵对父亲的思念。
有一回，居委会卫生条线工作人员林昀上门走访，孔灵站在过道里告诉她，爸爸回来了，随后让开一条道，朝卧室的方向喊道，“爸爸爸爸你出来啊，居委会的人来了”。
每年到了清明节，林昀都会为孔灵担心，因为孔灵已经多次独自外出给父亲扫墓。
更艰难的情况发生在孔灵母亲去世后。陈玉萍说，半年间，207室的杂物越堆越多，臭味浓重。孔灵不肯吃药，经常把药偷偷扔掉，说耳边有声音让她不要吃药。由于无人看护，她的精神状况变得更糟糕，居委会经常接到居民投诉。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仍旧没有近亲属愿意担任孔灵的监护人。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肯定不能不管，”陈玉萍说，“我们再不管的话，孔灵就没人管了。”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监护人应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担任。
2024年7月12日，派出所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将孔灵带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医生建议孔灵住院。
至今，孔灵已经住院约9个月。院方的催款电话不时打来，孔灵已欠下护工费和伙食费累计一万两千多元，陈玉萍为此心急。孔灵母亲的遗体仍未能火化。
解决这些问题绕不开监护权。居委会只有依法取得孔灵的监护权，才能动用孔灵及其父母的财产，为孔灵取款缴费；才能代孔灵签字，将其母遗体火化，并领取丧葬费。
居委会向法院申请后，2025年1月，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判定居委会成为孔灵的监护人。之后，居委会向公证处申请遗产公证，他们希望将孔灵父母留下来的钱用在孔灵身上。
为了办理这起遗产公证案件，2025年3月，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和上海市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中心（以下简称尽善监护中心）工作人员走进207室，进行遗物清理，重点是找到这一家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
卧室正中央垂挂着一盏灯泡，灯罩是用塑料袋手制的。撬开上锁的柜子，里面存放着几只生锈的锅和几双旧鞋，一双旧拖鞋像破肚的鱼一样，棉絮外露。纱窗上有多处漏风的地方。李辰阳清楚，这是一个普通甚至有些清贫的工薪阶层家庭。
两个书架上堆满了书，内容涵盖计算机、化学、数学等领域，出版日期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纸页已经如枯叶般发黄。此外，他们找到数张孔灵父亲在业余大学学习日语、法语、德语、计算机的合格证书。
更关键的证据也找到了：一家三口的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户口本，孔灵的独生子女证、残疾人证、社会救助金领取证，以及孔灵父母的墓穴证。“一下子水就活了。”李辰阳感到兴奋，这意味着，居委会可以继续为孔灵申领社会补助，缴纳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欠费，领取丧葬费，以及火化并安葬孔灵母亲的遗体。
2025年3月，工作人员在孔灵家中清理她父母的遗物。陈媛媛 摄
“就像养一个孩子”
然而，住在精神卫生中心，对于孔灵或许并非最好的安排。陈玉萍感觉到，住院后的孔灵越来越不清醒，之前胖胖的，会主动打招呼，现在却瘦得不行，经常答非所问。
在李辰阳看来，如果居委会继续独立承担孔灵的监护职责，会出现一连串的麻烦。比如孔灵后续发病、用药、送医都需要有人照看，如果为她寻找一个条件适宜的康养院，同样需要人力投入，“就像养一个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而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常住居民多达三千余人，日常工作庞杂，人力难以负担。
除去照管艰难，更为现实的问题是，面对孔灵的财产，居委会也有资金使用的压力——没有独立账户和监管，可能造成资金混同问题。
让孔灵的后半生得到更好的照顾，李辰阳根据现行法律提出一个解法：让居委会将监护权委托给第三方社会监护组织。所谓“委托监护”，是指监护人将自己负有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职责所需实施的具体事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李辰阳介绍，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主体主要是近亲属，即自然人。在特殊情况下，可由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担任，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同意。
2025年2月22日，居委会与尽善监护中心签订了委托监护协议。李辰阳告诉南方周末，这可能是全国第一起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监护人将监护职责事务委托社会监护组织实施的案例，也为孤老群体养老提供了一种参考路径。
在完成孔灵父母遗产清理公证后，孔灵和父母的存款、出租房屋的租金、未来出售房屋的房款均会提存到公证处，之后无论是居委会还是尽善监护中心支出费用，均将在公证处的监督下进行。
3月17日，南方周末跟随居委会和尽善监护中心工作人员一起到精神卫生中心看望孔灵。在宽松病号服的衬托下，孔灵显得格外瘦弱。多数时候，她低着头自言自语，也许是长年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咬字有些含糊。
见面那天，孔灵说自己17岁，母亲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父亲出门做实验了。“我跟我爸关系好，他天天照顾我，他肯定我。”她说自己会讲英语、法语和德语，是父亲教的。
负责照顾孔灵的护工说，孔灵自理能力较弱，有时大小便失禁。她喜欢写字，但精神病房禁止带笔，所以她只能用手指在空中写，还会假装写错字，用手涂抹。
对于后续的生活安排，李辰阳说，尽管孔灵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也要尽量了解她的意愿。即使她的精神状态难以沟通，也要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为她安排未来的生活。
2025年3月17日，上海，孔灵在精神卫生中心病房。陈媛媛 摄
无法核实的嘱托
护工提到，在精神卫生中心的家属探望时间，只有一个人会来看望孔灵，大约隔一周来一次，还会带点水果零食。孔灵称其为“钟点工阿姨”，那便是仲洪英。
南方周末曾试图通过居委会联系仲洪英，但遭到拒绝。陈玉萍疑心，仲洪英觊觎孔灵父母留下的财产。
仲洪英自称，孔灵母亲把房子留给了她，并让她照顾孔灵。“可能吗？”陈玉萍反问，她不相信孔灵母亲会有这样的嘱托。
为了核实这条遗产继承线索，李辰阳联系上仲洪英。3月19日晚上8点，南方周末跟随公证员，在仲洪英住处附近的一家小吃店见到她。
当时，仲洪英刚从雇主家干完活回家，骑了一路电瓶车，脸颊被寒风吹打得发红。她今年59岁，老家在江苏兴化的农村，这是她来上海做家政工的第20个年头。
在仲洪英的描述里，孔灵父亲过世后，孔灵母亲对仲洪英的依赖变深了。有一回，仲洪英给孔灵母亲洗脚，孔灵母亲很感动。平时，孔灵母亲经常对仲洪英说，“小仲，我只有靠你啊”。
后来，孔灵母亲交水电费、配药都喊仲洪英帮忙。仲洪英在给其他雇主做事时，也时不时接到她的电话。
孔灵领取退休金后，无法继续享受政府购买的护理服务，仲洪英仍然私下帮助孔灵一家。她也会主动给孔灵母亲打电话表达关心。“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心里就踏实，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心里就慌了。”仲洪英回忆，孔灵母亲曾这么说。
仲洪英称，孔灵母亲会让她帮忙一起处理房产，还对她说自己要“多活几年，存一点钱，对你也好，对孔灵也好”。
按照仲洪英的说法，孔灵母亲生前有两个嘱托。一是将女儿托付给仲洪英照顾，还当着仲洪英的面叮嘱女儿，“你要听小仲的话”。
另一个嘱托是，孔灵母亲希望自己过世后，仲洪英将207室卖掉，和孔灵一起好好生活。“她妈妈老说，她要是走掉了，就把房子卖掉弄笔钱，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你就不要做（其他活）了啊。”
由于仅是口头嘱托，没有形成书面遗嘱或留下音频资料记录，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你当时怎么没有（对房子）心动？”李辰阳问仲洪英。
“我想不到这个东西。”仲洪英回答。
“如果阿姨把房子托给你，你也不会拒绝的，是吧？”
“这不是拒绝的事情。”仲洪英回忆，“我说我只要在上海，我能帮你就帮你的。现在你活得好好的（想这些干什么）。”
李辰阳又问仲洪英，如果孔灵母亲生前指定她做监护人并走完了公证手续，现在她会怎么安排孔灵的生活。
仲洪英说，她会继续在上海干活并照料孔灵，等她老了，孔灵也老了，她会把孔灵带回老家一起生活。
谈话中，仲洪英几次为孔灵的现状难过。她想起孔灵刚被送往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时，逮着她说：“你不能把我丢下来啊，你带我走呀。”她只能抱着孔灵哭。
李辰阳表示，由于孔灵父母生前没有和仲洪英做继承公证的书面证据，按照法律规定，仍由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但从情理上说，仲洪英是孔灵最熟悉的人。为了让孔灵得到更好的照顾，李辰阳向尽善监护中心工作人员建议，之后可以多向仲洪英请教孔灵的喜好。当仲洪英参与到照护之中时，尽善监护中心也会支付费用。
2025年3月20日，上海，仲洪英下班回到出租房煮面。陈媛媛 摄
托住精神病人
在上海，像孔灵一样需要被照料的人还有很多。
仲洪英住在靠近市中心的老小区，和两个老乡合租一间房，15平方米大的房间里塞满了常年漂泊打工的家当。这样拥挤的房间胜在月租便宜，只要700元，仲洪英盘算着，白天都在外面干活，房子只用来睡觉，凑合着住就好。
丈夫留在老家养鱼挣钱，但她更喜欢上海：“在老家捞不到钱。”
谈话间，她指着窗外说，这两个楼栋里住着很多做家政工作的老乡，老年人群体是她们的主要服务对象。
1979年，上海成为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市民政局官网显示，截至2023年底，上海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568.0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4%，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就有81.64万人。
孔灵一家所在的普陀区，是上海市老龄化程度最深的行政区之一。陈玉萍说，事发小区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要占到45%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无子少子化进程加剧，部分有需求的委托人无法找到满意的自然人作为监护人，公众对社会监护的需求越来越高。
实际上，尽善监护中心的成立也和这种需求有关。2020年以前，李辰阳在公证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不少人找不到监护人，询问是否可以让公证员做监护人。但公证员作为司法人员，被禁止受托担任公证当事人的监护人。
在法律上，个人为自己确定未来监护人的做法叫“意定监护”，最早的依据是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21年新实施的民法典再次赋予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一切成年人这个权利——只要意识清醒，根据自己的意愿可确定任何愿意担任监护人的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未来的监护人。
实践中，李辰阳经办了多例老人将护工、信任的朋友、曾经的同事等非亲属委托为监护人的公证。一旦意定监护关系确立，它将具有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法律效力。
可是，如果没有人可以托付呢？李辰阳意识到，应该由社会监护组织承担这个角色，推广社会监护服务。
2020年8月，全国第一家提供社会监护服务的组织在上海——中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成立，它就是尽善监护中心。但李辰阳在工作中发现，社会监护推行仍有困难，社会组织参与并不积极。
一个现实原因是资金。和孔灵的情况类似，被监护人的财产往往在逝者账户里，复杂的继承手续没有办妥之前，社会监护机构拿不到钱。
对于新生事物，民政部门、公证机构也有畏难情绪。有北京的公证员找到李辰阳，表达他们的难处。“这些组织觉得没做过，怕责任、怕风险、怕经费、怕人员等一系列问题。”
如今，孔灵成为全国第一个居委会委托社会监护组织履行监护职责的被监护人。李辰阳希望，这样的安排能真正改善孔灵的生活。
尽管没有获得监护权和经济回报，仲洪英仍然惦记着孔灵母亲生前的嘱托。她想，孔灵看到其他病患有零食应该会嘴馋，于是每个月会带点零食去看望孔灵，有一回，她带了10只馄饨和两个茶叶蛋，孔灵一口气吃光了。
“看看她（孔灵）总好一点，心里踏实一点。毕竟跟人家相处这么长时间，总有点感情的。”仲洪英对南方周末说。
这一家人之前无助的处境，是仲洪英放心不下的重要原因。孔灵母亲曾告诉仲洪英，丈夫去世前悲叹，“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没办成功，女儿养成这样子，事业也没干成功，是一个失败者”。仲洪英经常想，如果自己不帮，这一家就没人帮了。
所幸，孔灵的未来有了好转的迹象。2025年4月，作为委托监护人，尽善监护中心已将房子产权代转到孔灵名下。之后，他们将为孔灵寻找条件更好的养护机构，尽力让孔灵的生活状态恢复到父母在世时期望的样子。
1971年1月7日，孔灵父母为女儿拍摄的满月照。陈媛媛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