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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重查毒源响应者众，北京反咬美国孤掌难鸣？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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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实验室泄露说做出愤怒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指责华盛顿进行“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议美军开放德克里特堡实验室，并提供2019年美国不明肺炎流行的详细资料。
不过华盛顿重启疫情源头调查得到西方国家的众多呼应，而北京挑战美国自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支持。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进展缓慢，再加上世卫组织今年年初赴武汉的病毒溯源工作缺乏独立性，很多科学家目前要求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进行调查。
他说：“病毒溯源毫无进展。尽管今年2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人非常可能，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可问题是这次调查显然是被中方掌控，它的透明度、独立性都备受质疑。问题是到了今天，连中间宿主的动物都没找出来，连个‘嫌疑犯’都没有。当然就使人们对动物传人这种说法表示很怀疑，然后考虑到实验室泄漏说法可能有它的道理。再说最近以来，一些本来就认为实验室泄漏的专家一直在很紧张地工作，提出了很多证据，在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大强化了实验室泄漏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也讲话，他说他相信极有可能是实验室泄漏。世卫组织的谭德塞也说不能排除实验室泄漏，需要进一步调查。美国的弗契医生也改了口。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先后有三封公开信发表，就是有一些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人员，都强调要对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展开进一步调查。尤其是第三封信，其中一个签名者，美国北卡教堂山大学的巴里克教授，曾经长期和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合作进行功能增进研究。他原来也是反对实验室泄漏这种说法的，可是这次他在要求对实验室泄漏这个问题做调查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实验室泄露说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热炒的话题，人们往往把它与政客们的阴谋论联系在一起，所以学界和学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与之划清界限。但现在不但原本对实验室泄露说没有表现出特殊兴趣的民主党政府改变了主意，部分病毒学家和科学家也发文支持实验室泄露说的调查。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首次病毒溯源调查的过程草率，方法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但世卫组织的有关报告为后续的调查埋下了伏笔。
他说：“我们去看世卫组织的第一次报告，里面是留有伏笔的。就是这个调查不是一个终极性调查，还是要继续的，而且继续下面是有步骤的。这个步骤就是中国要继续配合世卫组织在新冠源头问题上要进行进一步合作，这是另外一个背景。同时美国的情报部门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其实它们的看法本身也是有非常的不同。我相信拜登政府在情报部门对这个问题上看法的不同，也是导致他要求他们得出一个让美方要有个比较可以统一的看法。所以这也是一个背景。但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出现，还有另外一些可能大家没有太多关注的背景，就是世卫组织第一次在中国的调查报告本身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它的调查过程是非常草率的。我特别再仔细看了一下120页的报告，包括193页的附件，世卫组织专家小组在中国呆了28天，实际上只有8天它认为是叫做site visit，所谓的在当地实地调查，其它的20天是在室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8天本身是构成它做成结论的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些调查，但是这些调查本身也充满着一些研讨会性质的（活动）。比如中方专家、美方专家出席以后进行讨论，所有的资料都是根据中方提供的。所以这个调查本身的质量是非常引人怀疑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冠病毒有这么大的影响、危害，如果做为世界卫生最高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得出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调查，结论可能很难，因为隔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调查过程必须要令人信服。我们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来看，它这个调查过程，包括一些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也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北京对美国推动新冠病毒起源的进一步调查做出及其愤怒的反应，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认为这完全是一起“政治操弄”。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尤其对拜登总统下令启动情报系统的调查愤愤不平，认为这势必参杂政治偏见，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启动情报系统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正是因为北京方面拒绝国际社会再派专家进入中国进行病毒溯源的第二阶段调查。
他说：“如果北京认为情报部门调查会掺杂政治偏见，违背科学精神，那你该敞开门，让美国的专家进来调查，那不就行了吗。既然你不准别人派专家来，那别人只好用情报部门，那有什么可怪的呢？再说，情报部门的任务、情报部门的工作就是搜集相关的信息，而对信息的分析和解读，这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结论还要靠专家来做。所以不存在违背科学精神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调查公不公允的问题。”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也认为，让情报部门介入调查自然不是首选，但现在中国把正常调查的选项划掉了。
他说：“如果这些情报来源作为原始资料提供给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来判断，这样的操作本身还不能构成政治干预科学调查的结论，所以这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这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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